作者｜云妍、陳志武、林展

雍正初年的抄家以撫遠大將軍、川陜總督年羹堯被抄影響最大，在雍正帝親口“承認”的幾起抄家中，年羹堯案居于首位。

年羹堯是在康熙六十年（1721）被提拔為川陜總督，而此前任四川巡撫時尚不滿三十歲，可謂年少得志。有清史學家認為，年羹堯坐鎮(zhèn)川陜，冥冥中已為雍正嗣位布就了形勢；因當時對雍正帝位最有威脅的皇十四子胤禵（據(jù)說是康熙晚年所中意的皇位繼承人選）在青海任征西統(tǒng)帥，年羹堯總督川陜，正達到鉗制彈壓之效。后來康熙駕崩，雍正內(nèi)得力于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堯，皇位繼承遂得穩(wěn)固。

關于雍正繼位與年羹堯到底有多大關系，學界至今無統(tǒng)一結論。然而雍正初年大力表彰和眷寵年羹堯之事確實存在。雍正元年（1723）三月，上諭“封太保川陜總督兵部尚書年羹堯為三等公”；繼之十月，“詔拜太保三等公總督川陜兵部尚書年羹堯為撫遠大將軍，進爵二等公，以剿羅卜藏丹金”；同年十二月，又封其妹年氏為貴妃，位次于皇后而在其他嬪妃之前。雍正帝且親與年羹堯言，“從來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另一批折中向年羹堯敘一趣事，臨末稱“閑寫來令你一笑”。類此相昵之語頗多，年羹堯之承受殊寵其實已越常情。清代官方史錄中多載年羹堯各種驕橫狂妄、違制僭越，這其實豈是他本人一手造成？雍正的故意縱容、養(yǎng)其驕性不可忽視。

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對年羹堯之態(tài)度驟變。先是四月，上諭責年羹堯諸多輕慢怠玩事，著調(diào)補浙江杭州將軍，后有署山西巡撫刑部左侍郎伊都立劾年羹堯侵蝕茶鹽之利，年羹堯之敗已啟端緒。五月，鑲白旗漢軍都統(tǒng)范時捷劾年羹堯奸欺罔貪婪五款，繼之直隸巡道宋師曾等一批年黨被逮捕，年之失勢已成定局。

七月，勅令各省嚴查年羹堯藏匿資財。隨后，陜西巡撫圖理琛奏報查獲年羹堯由西安運往京城及保定府、冀州等地并未及起送、交付西安屬官之皮箱、包袱、匣子等物；兩江總督查弼納奏報，有江安糧道馬世興舉報“雍正二年九月，候知縣員缺之陜西莊浪縣殿試朱尚文隨年羹堯所購買四川地方杉松、柏等木大小二筏輸運至江南，以交付木商于國典變賣，除費用外，現(xiàn)有市井稱銀八千二百兩”；直隸總督李維鈞奏報，保定府有年羹堯房屋一所，查出“鎖子甲二十八身，密針箭頭四千根，各長七寸，盔四個，并銀兩金銀器皿紗緞綢匹玉器瓷器銅器字畫什物等項”，又在定州有房屋一所，稱“今檢其物件除見銀五萬一千四百兩外，其余紗緞古董等物約值銀十萬余兩”。

九月，刑部等衙門議復審理年羹堯誣罰茶商、私占鹽窩案；而在浙江杭州，年羹堯也被皇帝所派欽差散佚大臣都統(tǒng)拉錫逮捕并押赴京城。

十月，京城出現(xiàn)一則怪事，一只野虎入年羹堯在京住宅?！盎⒂晌鞅汩T進正陽門西江米巷，入年羹堯舊宅，咬傷數(shù)人，九門提督率侍衛(wèi)槍斃之”；相傳年羹堯生時有白虎之兆，雍正帝借題發(fā)揮，降諭：“朕將年羹堯解京，本欲仍加寬宥，今伊家忽然出虎，真乃天意當誅。”

十二月，刑部宣布了年羹堯大逆、欺罔、僭越、狂悖、貪黷、侵蝕、忌刻、殘忍罪八款，共計九十二條。雍正以“念年羮堯青海之功，不忍加以極刑”為詞賜令自盡，所有家資“俱抄沒入官”，族中有現(xiàn)任候補文武官者“俱著革職”，年之嫡親子孫未來長至十五歲者“皆陸續(xù)照例發(fā)遣，永不許赦回，亦不許為官”，有匿養(yǎng)年子孫者“以黨附叛逆例治罪”。

在刑部十二月宣布年羹堯罪狀的同時，杭州官員奏來年羹堯在杭州任所的家產(chǎn)處理情形。

這份奏折概括出年羹堯杭州任所的資財：（一）金子2748.3兩，金器簪子等物462.3兩，銀47924.2兩，銀器簪子等物2250兩，又銀550兩、銀壺1把、匙子9個（從井中挖出）；（二）房子，變價銀1100 兩；（三）“細毛裘衣、古物、字畫等”貴重物（已運往京城），其余財物折銀8923.4兩；（四）家人304口，變價3285兩，騾馬39頭、牛6頭，變價683.2兩。

《官紳的荷包：清代精英家庭資產(chǎn)結構研究》，云妍、陳志武、林展著，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11月

關于第一個問題，主要是資料不全的緣故?！肚鍖嶄洝份d雍正皇帝處置年羹堯的諭旨中，曾提到一句“其現(xiàn)銀百十萬兩，著發(fā)往西安，交與岳鐘琪、圖理琛，以補年羹堯川陜各項侵欺案件”，說明曾抄出過年羹堯一筆110萬兩的現(xiàn)銀，只是這一情節(jié)在目前的資料中都未涉及。

另一方面，《清實錄》所載實際上只反映各種“進項”，而年羹堯“出項”亦多。比如，杭州方面曾報，年羹堯自革去將軍職后，給將軍衙門之筆帖式四名、親軍校六名每人一樓房；對跟隨其來杭州之轎夫十余人，每人給盤費銀百兩，此外又多給五十兩，遣回各自原籍；再如，江蘇也曾報，康熙五十九年有江都縣民人向年羹堯領銀三千兩，后來年羹堯差家人討人二十口即作銷算。凡此行為，可知年羹堯平日氣派甚大，被革職后又廣散錢財，故被抄時的資產(chǎn)存量，未必如《清實錄》所列數(shù)目巨大。

關于第二個問題，仍是由于文獻的佚失。清代官方自始有消除記錄甚至篡改史實的行徑，故今日很多人物、很多事件的直接資料甚少，年羹堯屬其中之一。不過，據(jù)后來乾隆九年（1744）的一份奏折顯示，年羹堯當年確有地畝。這份奏折里提及年羹堯城外有地“四百畝零二分”，由此可補年家產(chǎn)資料中地畝之缺。當然，這未必是年羹堯土地資產(chǎn)的全部，甚至未必是田產(chǎn)（資料中未提及任何田租，也很可能是房屋基地和周邊附地），但總算聊勝于無。如以每畝1.5兩估計，則約值銀600.3兩。

這份奏折還可補年羹堯現(xiàn)有家產(chǎn)資料中房產(chǎn)記錄之不足。年羹堯的房產(chǎn)，之前資料已提及三處，一是直隸保定，一是直隸定州，一是浙江杭州（變價1100兩）。除此之外京城房產(chǎn)如何以及其他地方是否還另有房產(chǎn)等未見記錄。

《永憲錄》載虎入年“舊宅”之事，可知年羹堯在京城至少有宅一處，那么年羹堯在京城是否還有其他住宅？雍正元年（1723）李煦的抄家檔案中，曾有一句話提及李煦被抄房產(chǎn)中其住宅二百三十六間被“賞給公年羹堯”——這處住宅位于草廠胡同，而虎入之年宅是在“西江米巷”，可知兩宅并非一處。

由此，年羹堯在京城里應有兩處宅邸。而此份奏折中提到“城外”并大興、宛平縣，顯然又是另外的房產(chǎn)了，這另外的房產(chǎn)在入官接管之時有“瓦土房并灰棚共一千四百三十四間、一十五半間”，唯價值無載。“瓦土房并灰棚”系不同類型房屋之合稱，如果粗以每間10兩估計，則總價值約為14415兩。

關于放貸與典當二項，目前年羹堯家產(chǎn)資料中的確不見任何記錄，《清實錄》羅列年之罪款中也不曾涉及，也許是金額不大、不值一錄，甚或不存在。但年羹堯在商業(yè)經(jīng)營方面有多筆記錄。前文已提到一筆販運四川木植之銀（8200兩），這些其實僅是年羹堯全部商業(yè)財產(chǎn)之冰山一角。據(jù)雍正四年（1726）的一份奏折，年羹堯在陜西行鹽，有路澤等十七處“現(xiàn)存銀兩并房屋等項，共銀二萬四千七百余兩，……其存積鹽斤應變銀一十五萬七千余兩”， 咸寧等七處“應變鹽價銀四萬六百余兩”，總計約222300兩。凡此，似乎顯示出年羹堯對行鹽事業(yè)非?？粗亍?/p>

對于第三個問題，由于目前尚未發(fā)現(xiàn)任何直接的年羹堯家產(chǎn)清單，對其財物的價值只能粗做推測。已能確知價值的部分有二：一是前文已提到的年羹堯杭州任所留在當?shù)刈儍r處理的財物（折銀8923.4兩）；另一是前文資料中未出現(xiàn)的、根據(jù)雍正元年李煦家產(chǎn)檔案推斷的京城部分財物。李煦被抄后，年羹堯除被雍正賞賜其京城住宅，還以折價購買的方式繼承了宅內(nèi)貴重財物，這批財物因今日保留的“總管內(nèi)務府奏查抄李煦在京家產(chǎn)清單”而可知約值1631兩。但很顯然，這兩部分實在只是年羹堯財物之邊余。

目前無法確知價值數(shù)目的，主要有以下四部分。

其一是杭州任所送交京城的裘皮、古物、字畫等物。如前述，這部分物品因無明細，價值很難確定。但雍正六年（1728）發(fā)覺的一起貪污案提供了一條線索：事緣雍正三年年羹堯杭州任所被抄，雍正帝下旨“年羹堯家中之古董、裘皮、羽緞等物交佟吉圖，派可信妥善之人送來京城”，而奉旨接收這批財物的佟吉圖卻乘此之便私自竊取了年羹堯的一些古玩物件；這個案子提到了當初送交京城財物的數(shù)量——“宜送京城之物品及古物五百六十三件，舊衾一床及枕裝入匣內(nèi)”。在目前沒有更理想的估價參考依據(jù)的條件下，如果以李煦的財物價值為標準做參考的話（年羹堯繼承李煦之財物均折每件約10兩），那么價值推測至少在5630兩。當然，這批送交京城之物多系古董等物，價值應更高；如果以每件20兩估計，則約11260兩。

其二是年羹堯被抄之前由其子年福運送京城的財物。雍正三年九月年羹堯在杭州被捕，官員曾審問其管事家人關于家中資財?shù)那楣?jié)，據(jù)家人張定交代，大部分財物已送京城：

去年我主子四子年福赴京時，將我主子一應家產(chǎn)都帶走了。我主子年羹堯說：我病了，自將軍任上告退赴京。等語。故所有什物俱送京城矣。我主子自西安來時，僅帶金子二千八百兩、銀子五萬余兩。來此路上盤費，及在此買房租住耗去數(shù)千余兩。

此處所供金銀能和前文之金銀數(shù)目對應上（《署理杭州將軍事務鄂彌達等奏報年羹堯家產(chǎn)變價折》），同時可知在雍正二年，年羹堯之子年福曾將一大批財物帶往京城，當時年羹堯尚在西安川陜總督任上。可惜關于這批物品及其價值，目前所見資料中沒有任何線索。

其三是年羹堯在直隸保定和定州房屋內(nèi)的財物。前文已提出，雖然直隸總督李維鈞奏報這些“紗緞古董等物約值銀十萬余兩”，但十萬兩這個數(shù)目很難憑信。李維鈞同一奏折中另有一句提及，“保定郡城年羹堯房屋系去夏所置，其資財系今年二月四月內(nèi)從西安運來者”，據(jù)此可知屋內(nèi)財物是年羹堯由川陜總督調(diào)任杭州將軍之際從西安運來，而非年家原有舊物，價值應該不菲。如果結合年羹堯之子帶往京城財物一節(jié)及新置保定府房屋，可以推想出，實際上至遲在雍正二年年末，年羹堯已開始預為安頓家產(chǎn)，內(nèi)容主要是將在西北多年積累的家財從西安運回京城和直隸方向。

其四是所有散落于各地方的已運、未運、寄存、在途物品。雍正三年（1725）陜西巡撫圖理琛的奏折還顯示出，尚有由西安運往其他目的地的資產(chǎn)：

據(jù)訪問得，將現(xiàn)查獲年羹堯財物、家口，相繼發(fā)送京城以及保定府、冀州、江南揚州、四川成都等地時，從西安雇乘騎、馱載驢、馱轎驢一千八百余條。又送保定府、京城、湖廣襄陽等地時，從西安雇大車一百余輛。又未及起送、交付西安府知府趙世朗庋藏皮箱一百余個、匣子一百余個、包袱等物六十余件，交付提塘王衛(wèi)庋藏氈、毯、包袱、銅錫器皿、皮箱、團賬房、涼棚子、布賬房等物共一百八十余項。又白蠟兩千余斤，交付武生員張希凡藏團賬房、涼棚子、布賬房等物共七十項。等情。

以上四部分財物，細節(jié)缺乏，頭緒復雜，因此價值難定。

那么是否可以參考同時期被查抄的其他當時有估價記錄的官員家產(chǎn)案例，來推測出各部分大致的數(shù)目？雍正時期被查抄官員中有財物原估記錄的案例目前共發(fā)現(xiàn)3例，最有參考價值的是雍正二年湖南布政使宋致原籍家產(chǎn)——“其書畫玩器等物除平常各樣動用器皿并各府州縣志書外，原估價銀五千五百五兩二錢八分”。

宋致的財物與年羹堯存放在直隸保定、定州資財?shù)那樾慰杀?，因為在?nèi)容上，宋致同樣有“書畫玩器”，在年代上二者也接近；更重要的是，這是經(jīng)過確估的數(shù)字，可信度高。當然可以講，年羹堯與宋致在地位權勢和財富聚積能力上不是一個級別，但至少可以認為年羹堯存貯在保定、定州的財物價值不會低于這一數(shù)目。假設年羹堯散落、在途財物價值亦與之基本等量，則亦估5505兩。

所有以上能確定價值和推測其價值的部分，加總起來約三萬多兩。目前僅剩年羹堯之子年福帶往京城的一大批財物無法估計了，由于年羹堯家人供詞中講，帶往京城的家產(chǎn)才是其主人財物的主體，那么年羹堯財物的總體價值應該遠超過這三萬多兩。因此聯(lián)想到直隸總督李維鈞稱直隸所藏年之“紗緞古董等物約值銀十萬余兩”，雖然難以憑信，但這一數(shù)目如果作為年羹堯的全部財物價值或許可取。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年羹堯的家產(chǎn)大略為：其家產(chǎn)總值估計約1595000余兩，其中，金銀數(shù)目所占比重最多，價值達122萬余兩（約占77%）；其次是鹽業(yè)等商業(yè)資產(chǎn)，有23萬余兩（14%）；財物次之，粗估10萬兩（6%）；房地又次，約3萬余兩（1.8%）。

年羹堯的家產(chǎn)至此可能仍未窮盡，但新的發(fā)現(xiàn)只能有待新的史料的出土了。

探討年羹堯的財富積累過程是另一個有趣的話題，因為年羹堯既非滿洲貴族出身（本人曾言“我不懂清語”），又無證據(jù)表明其有商人的身份背景（僅知其在得重用之前系出雍王府?。?，但是他如何能在短短幾年之內(nèi)積累起如此規(guī)模龐大的家產(chǎn)？

從現(xiàn)有資料來看，年羹堯的積累之途有五。

一是皇帝賞賜。例如雍正元年（1723）身任撫遠大將軍，遣兵敗羅卜藏丹金之眾于北川之新城，消息傳來，賜年羹堯“貂一千二百張，內(nèi)緞百端，庫緞千匹，分獎有績官將”。7再如蘇州織造李煦家產(chǎn)被抄后，將其京城住宅賞賜予年羹堯。

二是戰(zhàn)事中劫掠。年羹堯在西北用兵之時，“陜西喇嘛寺內(nèi)僧四五千人，不分奸良，誅無孑遺，獲其輜重數(shù)十萬金”。

三是接受饋送。如《永憲錄》載鴻臚寺少卿葛繼孔賄賂請托，獻宋元圖書字畫、瓶杯等古董于年羹堯；再如《清實錄》中所載收受趙之垣、宋師曾等金珠銀兩。

四是侵用公項。刑部宣布年羹堯九十二大罪時，其“侵蝕之罪”十五項，包括冒銷軍需、加派銀兩、冒銷運米腳價銀、隱匿關稅入己、侵用各種工程銀。

五是投資商業(yè)。在川陜?nèi)紊蠒r，革退原有行鹽商人，以其子年富、年斌偽編名色，私占多處鹽窩行鹽，“前后得利銀十七萬二千二百兩”；又如四川產(chǎn)木，差遣四川莊浪典史朱尚文將各種木植運至湖廣、江南、浙江發(fā)賣，獲利數(shù)十萬；還如販茶，“令馬起龍賣茶，得銀九萬九千兩”。

年羹堯財富之積累，無論是來自賞賜、戰(zhàn)事劫掠，還是納賄侵貪，抑或自己運營，究其始源，皆出自其特殊地位，更進一步，是拜皇帝所賜，然而生殺予奪，其實亦皆在皇權。年羹堯在史籍文獻和后世學者眼中的性格形象，乃屬“粗才淺躁”（孟森語）之輩，但以其家產(chǎn)積累情形觀之，看來并不那么簡單。一位當時深得皇帝寵信、無須為前途擔憂的重臣，在私蓄財產(chǎn)方面卻不遺余力，其原因亦是耐人尋味。

據(jù)《永憲錄》載，年羹堯被抄后，雍正皇帝以年羹堯“在京房屋一所，奴婢二百二十五口并金銀綾綺首飾衣服器皿什物”，賜予吏部尚書蔡珽，蔡珽辭謝，僅受房屋。不知這所房屋是否正是年羹堯從李煦那里得來的產(chǎn)業(yè)，但是僅僅一年之后，蔡珽亦獲罪被抄，家產(chǎn)沒收。雍正皇帝曾自言所抄沒之家資乃“以備公事賞賚之用”，這話用在年羹堯、蔡珽身上倒也不假，但是從李煦到年羹堯，再到蔡珽家產(chǎn)被抄，所謂“賞賚”無非是將抄家所獲在外“流轉”一番，最終仍要收回，甚至加倍返還的。真可謂《紅樓夢》中“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上文經(jīng)授權節(jié)選自《官紳的荷包：清代精英家庭資產(chǎn)結構研究》，有刪節(jié)。

撰文丨云妍、陳志武、林展

摘編丨李永博

編輯 | 徐悅東

導語校對丨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