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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轉化方式比較及其選擇(高??萍汲晒D化的主要途徑)

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轉化方式比較及其選擇——基于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轉化2018—2022年度報告數據的分析

本文基于2018—2022年五個年度的《中國科技成果轉化年度報告(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篇)》(在科技部成果轉化與區(qū)域創(chuàng)新司指導下,由中國科技評估與成果管理研究會、國家科技評估中心和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共同編寫)數據,分析年度報告中各年科技成果轉讓、許可和作價投資三種方式的轉化情況及其特點,并對高校與科研院所之間科技成果轉化方式選擇進行比較,歸納了各自的特點。

01科技成果轉讓情況分析

(一)總體分析

2017—2021年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轉讓項目數量及其合同金額匯總成表1,從表1的數據可知:

表1 2017—2021年科技成果轉讓情況一覽表

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轉化方式比較及其選擇(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主要途徑)

一是以轉讓方式轉化的科技成果轉化項目數量較快增長,前四年增長率均超過20%,2021年增長率有所回落,各年轉讓項目數占轉化項目總數的比重均超過60%,從2017年的60.4%,逐年增長至2020年的68.5%,2021年回落到65.2%。無論是從項目數量還是占轉化項目總數的比重看,科技成果轉讓是采用最多的轉化方式。

二是每年科技成果轉讓的總合同金額持續(xù)增加,增長率均為兩位數,增加幅度最小的是2019年,增加了4.9億元,其他年度增加幅度超過10億元??萍汲晒D讓合同金額占科技成果轉化合同總額的比重在30%上下,2017、2018兩個年度略低于30%,2019年以來的三個年度均明顯高出30%,且2021年度達到38.1%。不過,這一比例遠低于轉讓項目數量的占比,其主要原因是轉讓項目的平均合同金額遠低于當年轉化項目平均合同金額。這表明轉讓項目的總體質量水平明顯低于當年轉化項目的總體水平。

三是科技成果轉讓項目平均合同金額呈波動變化,2018年的66.9萬元處于歷年最高位,但與當年平均合同金額的比例僅為42.6%,是歷年中最低的,2020年處于最低位,為48.6萬元,但與當年平均合同金額的比例為50.3%,最高與最低之間相差18.3萬元。由于科技成果轉讓金額與轉化項目質量之間不能劃等號,轉讓項目平均合同金額的波動變化,并不表明轉讓項目質量也相應地波動。

表1中,科技成果轉讓平均合同金額小,且僅占同一年轉化項目平均合同金額的一半左右。這是因為科技成果轉讓項目量大但合同金額較小。在合同金額不足10萬元的項目中,主要是科技成果轉讓項目,許可項目占比小,作價投資項目不太可能有。而合同金額不足1萬元的項目基本上是科技成果轉讓項目,即把沒有轉化價值的科技成果轉讓給企業(yè),而企業(yè)一般不會利用這些成果開發(fā)新產品、新工藝等,而是用于其他目的。

(二)高校與科研院所比較分析

因2018年的年度報告未分別統計2017年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轉讓數據(下同),2018—2021年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轉讓數據匯總成表2和表3。從表2可知,高??萍汲晒D讓項目數量多,占高??萍汲晒D化項目總數的七成以上,平均合同金額卻較小,表明合同金額不足10萬元的項目主要是高??萍汲晒D讓項目。出現大量的低價值轉讓項目,拉低了高校轉讓項目的平均合同金額,表明高??萍汲晒D讓項目質量總體上不夠高。從表3可知,雖然科研院所轉讓項目數量少,占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轉化項目總數的四成多些,但平均合同金額大,表明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轉讓項目的質量相對高些。

表2 2018—2021年高校科技成果轉讓情況一覽表

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轉化方式比較及其選擇(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主要途徑)

表3 2018—2021年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轉讓情況一覽表

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轉化方式比較及其選擇(高??萍汲晒D化的主要途徑)

對比表2和表3可知,高校的科技成果轉讓項目以低價值成果為主,盡管也有不少高價值成果,但其占比小,導致總體質量偏低,并導致轉讓項目數量占比高達60%以上,以及轉讓項目平均合同金額保持在較低水平。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轉讓項目量少但總體質量相對高些,對轉讓項目平均合同金額的影響較小。

02科技成果許可情況分析

(一)總體分析

2017—2021年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許可項目數量及其合同成交金額匯總成表4,從表4的數據可知:

表4 2017—2021年科技成果許可情況一覽表

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轉化方式比較及其選擇(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主要途徑)

一是以許可方式轉化的科技成果轉化項目數量持續(xù)較快增長,但其占轉化項目總數的比重保持在三成左右,在三成上下波動且幅度不大,最高的是2017年的34.3%,最低的是2020年的29.2%,年度間波動幅度在3%以內。

二是每年科技成果許可項目的總合同金額總體上是不斷增加的,盡管2019年略有回落,但2020和2021兩個年度均在增加。

三是科技成果許可合同金額占科技成果轉化合同總額的比重保持在三成左右,2017和2018兩個年度低于三成,2019至2021均高于三成,總體水平與許可項目數量占比基本持平。

四是科技成果許可項目的平均合同金額均保持在100萬元左右,且占當年轉化項目的平均合同金額的比重高達80%以上,2019至2021三個年度均超過100%,表明科技成果許可項目質量相對較高,價值相對較大,在合同金額低于10萬元的轉化項目中許可項目占比小。換句話說,價值比較小的科技成果一般不以許可方式實施轉化。例如,某研究所2021年實現轉化的22項科技成果轉化項目中,許可項目14項,低于10萬元的許可項目僅2項。

(二)高校與科研院所之間比較分析

2018—2021年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許可數據分別匯總成表5和表6。

表5 2018—2021年高??萍汲晒S可情況一覽表

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轉化方式比較及其選擇(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主要途徑)

表6 2018—2021年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許可情況一覽表

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轉化方式比較及其選擇(高??萍汲晒D化的主要途徑)

表5的數據可知,高??萍汲晒S可項目數量增加較快,每年增加幅度超過1000項,但占當年科技成果轉化項目總數的比例保持在25%左右,四個年度在25%上下波動,平均合同金額不小,最低的是2019年,為86.4萬元,最高的是2018年,為147.3萬元。這表明,高??萍汲晒S可項目的質量總體上相對高些。

從表6的數據可知,科研院所的許可項目數量每年均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不大,占科研院所同年轉化項目數量的五成左右,平均合同金額均超過120萬元,且彼此間差異不大,與高校的平均合同金額的差異也不是很大,2018年的平均合同金額還低于高校的147.3萬元。這表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許可項目質量均相對較高,彼此間的差異不大,遠小于科技成果轉讓項目。

03科技成果作價投資情況分析

(一)總體分析

2017至2021年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作價投資項目數量及其合同金額匯總成表7,從中可發(fā)現以下變化:

表7 2017—2021年科技成果作價投資情況一覽表

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轉化方式比較及其選擇(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主要途徑)

一是以作價投資方式轉化的科技成果轉化項目數量前四年持續(xù)下降,由2017年的519項逐年減至2020年的487項,2021年回升到549項,各年作價投資項目占轉化項目總數的比重也逐年減小,從2017年的5.24%下降到2020年的2.32%,2021年略微回升至2.35%,即顯現出先抑后揚的發(fā)展狀況。按照2017年科技成果作價投資項目數比2016年減少10.1%,即2016年的作價投資項目數為571項,從2016至2020連續(xù)5年下降。

二是作價投資的合同總額及其占科技成果轉化合同總額的比重,2017和2018兩個年度,無論是合同總金額還是占科技成果轉化總金額的比例,均高于科技成果轉讓和許可,2019至2021三個年度均低于科技成果轉讓,2020和2021兩個年度均低于科技成果許可。

三是作價投資項目的平均合同金額均超過1000萬元,并呈現波動狀態(tài),2018年的1559.1萬元處于最高位,2019年又大幅回落到1015.9萬元。作價投資項目的平均合同金額與同年轉化項目平均合同金額的比值均非常高。

以上分析表明,科技成果作價投資方式作為法定的轉化方式,因受高校院所的使命定位及政策影響,只能作為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轉化方式的必要補充。

(二)高校與科研院所之間比較分析

2018—2021四個年度高??萍汲晒鲀r投資項目匯總為表8,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作價投資項目匯總為表9。

表8 2018—2021年高??萍汲晒鲀r投資情況一覽表

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轉化方式比較及其選擇(高??萍汲晒D化的主要途徑)

表9 2018—2021年科研院所科技成果作價投資情況一覽表

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轉化方式比較及其選擇(高??萍汲晒D化的主要途徑)

表8可知,從2018至2021年四年間,高校科技成果作價投資項目數持續(xù)增加,2021年增速高達26.3%,占同年高??萍汲晒D化項目總數的比重持續(xù)下降至2%左右,作價投資項目合同金額占同年高??萍汲晒D化金額的比重持續(xù)下降至26%。

從表9可知,科研院所科技成果作價投資項目數及其占同一年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轉化項目總數的比重均持續(xù)下降,作價投資項目合同金額占同年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轉化金額的比重由50.6%下降至三分之一左右。

兩相比較可以看出:一是高校作價投資項目數量在逐年增加,而科研院所卻在逐年下降;二是科研院所平均作價投資金額是高校的1.5倍以上。

以某高校為例,2019年以前,每年都有幾項成果作價投資,但之后推行校企改革,停止了以科技成果作價投資方式的操作。如果科研團隊要求以科技成果作價投資,必須采取現金 股權方式。這一情況,在科研院所也普遍存在。某研究所過去比較熱衷于采用作價投資方式,但近年被叫停,就不再出現作價投資的情況。

04轉讓、許可、作價投資三種轉化方式比較

(一)總體比較

將表1的轉讓、表4的許可和表7的作價投資等情況匯總于表10,從中可看出三種轉化方式的轉化項目數量及其合同金額的結構關系:一是轉讓項目數持續(xù)增長,占比均超過60%,且在64%上下波動,總的轉讓合同金額持續(xù)增長,占比三成左右,但年度間波動較大;二是許可項目數持續(xù)增長,項目數量和合同金額的占比均為三成左右,年度間波動幅度相對小些;三是作價投資項目數量先減后增,占比小,且從2017年的5.2%減至2021年的2.3%,作價投資金額占比總體趨勢是下降的??傮w來說,轉讓是最主要的轉化方式,作價投資是一種補充。

表10 2017—2021三種轉化方式項目數量與合同金額比較

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轉化方式比較及其選擇(高??萍汲晒D化的主要途徑)

對表10的數據作進一步分析,結合表1和表4平均合同金額的比較,可看出以下情況:一是每年科技成果轉讓項目數量是許可的2倍左右,但兩者的總合同收入及其占科技成果轉化合同總額的比重總體上比較接近,均在30%上下,彼此間雖有差異,但差異并不太大;二是科技成果轉讓項目數的增長速度總體上遠快于許可項目數;三是科技成果轉讓項目的平均合同金額在50萬元左右,科技成果許可項目的平均合同金額卻在100萬元左右,出現轉讓項目的平均合同金額約為許可項目的平均合同金額一半左右的倒掛現象。究其原因,每年低價值成果的轉讓項目數量占比較大,且增長較快,拉低了轉讓項目的平均合同金額。

(二)高校與科研院所之間比較

從表2與表5的數據比較可知,高校許可項目的平均合同金額是轉讓項目的3至4倍,兩者間差距相當大,這一反?,F象進一步說明,低價值的科技成果基本是由高校轉讓給企業(yè)的。大量低價值科技成果以轉讓方式出現,是這一反?,F象的根源所在。例如,2021年,高校的單項合同金額在10萬元以下的合同為12485項,占同年高校科技成果轉化項目總數的65.8%,合同金額為3.2億元,僅占同年高校總合同金額的2.4%,平均合同金額僅為2.56萬元。與之相比較,科研院所的單項合同金額在10萬元以下的合同為1620項,占其同年轉化項目總數的37.2%,平均合同金額為2.95萬元。

比較表3與表6的數據可知,科研院所以轉讓方式轉化的科技成果數量及其占比均略低于許可項目,轉讓項目的平均合同金額卻是許可項目的1.5倍左右。這一結果表明:一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戰(zhàn)略的若干意見》(中發(fā)〔2015〕8號)提出的“強化科技成果以許可方式對外擴散”在科研院所得到較好落實;二是轉讓項目的平均合同金額應當比許可項目的平均合同金額更高,兩者之間存在的價格差距是正常的。例如,某研究所2021年轉化項目22項,合同金額為1268萬元,再加提成,平均合同金額為57.6萬元。其中,轉讓項目8項,許可項目14項,無作價投資,低于10萬元的轉化項目只有2項,均為許可使用。

如果企業(yè)或科研團隊要求作價投資,單位也不在被投企業(yè)持有股權,學校應得的部分股權必須變現。而有的科研院所明確規(guī)定,只允許科技成果轉讓和許可,不實行作價投資方式,因而從來就沒有發(fā)生作價投資項目。

對于高價值科技成果,轉化方式選擇是無顯著差別的,但對于中等價值的科技成果,主要采取轉讓和許可方式進行轉化。對于同等價值的科技成果,以轉讓方式轉化的合同金額應明顯高于許可方式,但對于低價值的科技成果,主要采用轉讓方式。

05小結

從上述分析可得到以下基本認識:

一是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轉讓項目數量占比很高,但合同金額占比相對而言卻不高;作價投資項目數量不多,但合同金額相對較大,占同年科技成果轉化合同總額的比重較高。同時,各年度的科技成果轉讓項目平均合同金額約為許可項目平均合同金額的一半,作價投資項目的平均合同金額是同年平均合同金額的10倍左右。這表明,大量以轉讓方式轉化的科技成果質量不高、價值很低,是轉讓項目平均合同金額低于許可項目的根本原因所在,以作價投資方式轉化的科技成果質量相對較高、預期價值較大,不過其不確定性也較大,因而其成功率并不高。

二是高校大量低價值科技成果以轉讓方式進行轉移,嚴重拉低了科技成果轉讓項目的平均合同金額。這是導致轉讓項目平均合同金額遠遠低于許可項目這一反常現象的主因。

三是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轉讓項目的平均合同金額是同年許可項目的1.5倍左右,這才是正?,F象,表明低價值的科技成果轉化項目少。

吳壽仁,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副所長、教授級高工。文章刊登于《科技中國》第8期。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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